世界的煤炭貿易是由亞太國家主導的，其中日本為最大的進口國，澳大利亞為主要的出口國。
“2003年到2004年，我作了很多礦業并購的業務，都是國外企業來中國找煤。2006年到2007年，我幫很多中國客戶推薦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煤礦項目，客戶都會說運輸半徑太遠了，當地的環保要求也太高。而現在，澳大利亞像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拿下的菲利克斯公司這樣的好項目都不多了，甚至有中國企業去中非看煤礦項目。”5月19日召開的煤炭企業國際化研討會上，普華永道北京辦公室企業并購服務業務總監曹春燁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描述了這幾年我國煤炭行業在“引進來”和“走出去”上的發展變化。
短短幾年的時間，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對煤炭快速增長的需求，已經對世界煤炭行業的發展格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把向中國出口煤炭作為一個大商機，準備吸引中國對其煤礦投入更多的資金。同時也有許多的中國企業，正在或將要走出國門找煤。可遠在異國他鄉，因茫然而不敢行動，錯失了大好機會；因貿然而投資失敗，鎩羽而歸，都可謂是前車之鑒。
所謂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走出去前，對于己彼，你知多少？
老外眼里的煤炭商機
“全球采礦業，包括東盟的采礦業都將深受中國和印度兩大國家的影響。”印尼煤炭協會副會長田中和也說，伴隨中國和印度對礦產資源需求的不斷增加，亞太地區的采礦業日趨發展，國際投資將對亞太地區新勘探項目繼續保持熱度。
2010年，印尼煤炭產量3.36億噸，其中2.76億噸用于出口，主要出口至中國、日本、韓國等地。從2009年開始，中國成為印尼煤炭的最大進口國。
田中和也預測，冶金煤將會是中國和印度在未來20年至40年中最需要的初級產品。因而他相信，印尼煤炭資源豐富，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優勢，中國和印度經濟的快速增長將帶動印尼煤炭行業大發展。
澳大利亞政府對此亦有同感。據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上海代表處主任張濤介紹，2009至2010財年，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出口煤炭1.099億噸，出口增長主要來自中國、印度和韓國對煤炭需求的增長。相比上一個財年，新南威爾士州對這3個國家煤炭出口量的增幅分別是130%、13%和6%。
新南威爾士州對于中國的煤炭行業來說并不陌生。中國有不少企業在該州有煤炭項目，最為人知的是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澳思達煤礦。神華集團在該州已獲得2個煤炭項目的勘探權。中金嶺南股份有限公司、五礦集團的澳洲子公司——澳洲五金礦產有限公司在該州也持有許多勘探執照。（王麗麗）
張濤預測，從現在到2030年，世界對動力煤和冶金煤的需求將持續增長。對煤炭需求的增長主要來自亞洲，新南威爾士州正嚴陣以待以滿足亞洲地區增長的煤炭需求。為此，該州將竭力鼓勵勘探投資，為重大項目提供簡化的審批制度。
澳大利亞的另一個煤炭主產地昆士蘭州與其情形大致相同。2009至2010財年，昆士蘭州煤炭出口量1.83億噸，其中冶金煤1.25億噸，動力煤5800萬噸。該州的煤炭超過80%出口至亞洲，日本是其煤炭最大的進口國，中國隨著進口量的增長，現已成為該州第二大煤炭進口國。
昆士蘭州貿易投資機構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張子堅說，2008至2009財年，昆士蘭州99%用于礦產勘探與發展產業的投資來自于中國。
加拿大駐華使館商務處自然資源部代表、加拿大使館政治處官員王葳也談到了中國對加拿大礦業領域的投資。據她介紹，2007年，加拿大礦業領域來自中國的投資幾乎為零。而2009年，中國在加拿大各個領域的投資中，50%以上用于礦業領域的投資，投資達20億美元以上。
就連遠在南美洲的哥倫比亞，也想抓住中國煤炭需求量大增帶來的商機。中國商會上海辦事處主任丹尼爾·拉米拉茲說，煤炭在哥倫比亞未來經濟增長中將扮演重要的角色。目前在哥倫比亞超過年產量90%的煤炭用于出口，全球對煤炭的高需求，尤其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將使煤炭在未來哥倫比亞出口收入中占主導地位。在未來10年，預計有超過125億美元將會投入哥倫比亞煤炭行業。他為中國企業詳細地介紹了該國煤炭行業的發展計劃和前景。
曹春燁做了多年的國際礦業并購業務，她對親身經歷的這種現象作了小結。中國進口煤炭以及中國企業走出去找煤，一是煤炭作為一種資源，很多企業的可采儲量在下降。二是中國受煤電結構的能源供給結構限制。目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對能源處于饑渴狀態，煤電是能最迅速滿足這種饑渴的。而另一些國家，像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煤炭在其能源結構中沒有中國那么重要。蒙古國、印尼等國，經濟發展程度又使其對能源的需求還沒那么多。因而，中國對煤炭的大量需求，是這些國家眼中的大商機。
世界煤礦并購熱潮
中國國內大規模進行煤礦兼并重組時，國際煤炭行業也沒閑著。
據著名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統計，由于煤價看漲，全球冶金煤及動力煤項目并購活動持續不斷，2010年全球煤礦并購交易總量同比增長20%，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于亞太地區。2010年，全球煤礦并購活動的50%在亞太地區，買方來自亞太地區的煤礦并購活動同比增長了154%。
“亞太地區，尤其中國，將成為煤礦并購的主力軍。”畢馬威（加拿大）合伙人、礦業并購全球主管易默里在北京舉行的煤炭企業國際化研討會上說。
據介紹，由于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資金短缺和需求不足使很多計劃內的煤礦項目被推遲，待到需求回暖重新開始，這些項目的投產日期或許要在2015年左右。并且由于高質量煤炭儲備稀缺，以及基建設施不足，煤炭企業在一些未開發地區的發展遭遇到了相當多的挑戰。比如，澳大利亞煤炭產量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鐵路和港口的擴張。蒙古國和莫桑比克具有很大的潛力，但近期煤炭供應同樣因鐵路和港口等基礎設施的缺乏而受限。日漸增加的成本及正在減少的儲量也有可能限制美國的煤炭供應。而需求方面，由于中國、印度及巴西國內鋼鐵產量提高，發電行業發展迅猛，這些國家對冶金煤和動力煤的需求明顯增加。
2009年，中國首次在冶金煤方面從一個凈出口國家轉變成為一個凈進口國家，而且將繼續依賴海運供應以滿足國內鋼鐵企業的冶金煤需求。印度和巴西一直依賴煤炭進口以支持不斷增加的鋼鐵企業煤炭需求。另外，印度有97家鋼鐵公司可能會因開發、經營不當而失去政府分配的煤礦，導致進口需求再度增加。動力煤方面，日本及韓國的工業化進程增加了對動力煤的需求。中國和印度的發電能力迅速擴張，有機構預測兩國的動力煤進口量可能在未來5年內翻番。
從供需情況考慮，多家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一致認為，截至2014至2015財年，國際冶金煤和動力煤價格將持續堅挺。預計2015年后，隨著新的供應能力的出現，煤價才將有所緩和。
“增長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旺盛，導致很多企業不得不另謀出路，即開展煤礦并購。”曹春燁說。
經過相對平靜的2009年，全球煤礦并購活動在2010年呈上揚趨勢。為了在中期煤價看漲的市場中抓住獲利機會，煤礦商也積極通過融資收購現成的煤炭資源。
此外，鋼鐵企業及電力企業通過收購煤礦以確保內部供應并減少成本。從2010年年初開始，地處依賴進口地區（中國、印度、巴西）的鋼鐵企業及利用煤發電的電力企業對全球煤礦并購市場的參與度日漸提高。據畢馬威發布的數據，全球大型鋼鐵企業對煤炭企業的收購交易數量從2009年的29宗增加到2010年的55宗，發電企業則從2009年的11宗增加到2010年的20宗。
另外，煤炭資源缺乏國家的政府，比如印度，正積極鼓勵其鋼鐵企業以合資的形式收購國外的冶金煤開采點。2010年3月，印度組建了一家名為國際煤礦合資企業有限公司的企業，準備通過它收購印度尼西亞、南非、蒙古國、莫桑比克和澳大利亞等國的煤礦資產。
據統計，目前煤礦并購目標主要還是集中在像澳大利亞和美國這樣具有優質資源儲備的地區。
煤礦并購價值在2008年到達頂峰。2010年以后，煤礦并購市場迅速升溫并很快過熱，使不少項目已經處于高估值甚至溢價估值狀態。
“現在并購的成本已經越來越高，像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并購到的這種好項目也已經很少了。”曹春燁說，這使得中國企業走出去找煤時，需要更加謹慎。
據專家介紹，一些富煤地區的小公司，比起大企業在估值上處于弱勢，因此為市場提供了大量的并購機會。
過來人的海外經營體會
總是會有一些吃螃蟹者，在絕大部分人還沒意識到之前，就已經先行了。在走出國門找煤這方面，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和中鼎國際工程有限公司就是吃螃蟹者。開山劈路，其實比后來者更為艱險，他們的經驗和教訓，都是后來者寶貴的財富。
2004年，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斥資2300萬美元成功收購了澳大利亞南田煤礦（后更名為澳思達煤礦）。目前，澳思達煤礦累計實現凈利潤9.37億元，投資已全部收回，并連續4年被評為新南威爾士州安全最好礦井。同時，通過實施本土化戰略和成功運營，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積累了在澳大利亞運營煤礦的豐富經驗。
2009年8月，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以安排方案的方式收購澳大利亞菲利克斯公司100%股權。所謂以安排方案的方式，即達成的是雙方都能接受的皆大歡喜的協議。2010年1月，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對菲利克斯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調整，從法律形式和實際控制上實現了對菲利克斯公司的接管。按權益計算，2010年菲利克斯公司生產原煤1036萬噸，銷售商品煤687萬噸；實現銷售收入51.67億元，凈利潤7.32億元。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張寶才介紹，當時將菲利克斯公司確定為并購目標，一是其明確的成長性，該公司有生產礦井、基建礦井，還有勘探項目和港口設施，并且煤種全面。二是菲利克斯公司可與澳思達煤礦業務整合，有一加一大于二的可能。三是有澳思達煤礦的運營經驗，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接手澳思達煤礦后，使用綜采放頂煤技術，使該礦回采率從50% 上升到80%以上，這給當地政府和專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且作為并購目標，菲利克斯公司大小合適。即便如此，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還是聘請國際知名、經驗豐富的中介機構，共同推進收購工作，采取靈活有效的談判策略，并充分尊重東道國政府的審批要求。
這次收購是由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境外子公司——兗煤澳洲公司作為收購運作平臺的，這在公司總部和海外項目之間搭建起了一道“防火墻”，規避了公司本部經營風險。并采用“內保外貸”的方式融資，不動用公司現有現金儲備完成收購，融資成本低，且規避了利息稅。
在談到收購策略和技巧時，張寶才強調了一點，保持低調，執行嚴格的保密制度。“消息一律由董事會秘書發布。在海外收購上，媒體經常將其提升到國家民族的高度，事實上只是商業活動。這樣的報道很容易引起對方的反感，會適得其反。因此在這次收購中，消息統一由董秘發布，其他人一律不得接受媒體采訪。”完成交割程序后，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從法律形式和實質上對菲利克斯公司進行接管，建立清晰、簡明的法人治理結構，堅持實行屬地化管理和“澳人治澳”的方式。
中鼎國際國際工程有限公司的前身是萍鄉礦業集團國外工程公司，現隸屬江西省煤炭集團，主要從事國內外工程承包、對外投資，尤其是海外煤業、礦業投資。走出國門，拿該公司總經理胡立儉的話說，“沒辦法，開采了100多年的礦區，資源枯竭，出去找飯吃”。
1990年，該公司第一批人遠赴阿爾及利亞，是當時全國煤炭系統第一個走出國門開展海外工程承包的企業。2003年，該公司在馬來西亞投資建設ABOK煤礦，創下了全國同行業成功投資海外煤礦的先河；公司開發的朋古魯煤礦，是全國第一家在印尼成功投資井工開采的煤礦。目前中鼎國際國際工程有限公司在海外擁有2個生產礦井、2個在建礦井和1個自備電廠。目前正在跟蹤的項目包括印尼南加里曼丹密尼吉巴都厘京煤礦項目、南加里曼丹蘇吉科公司露天煤礦項目、中加里曼丹焦煤項目、新加坡佳和集團煤礦項目。
介紹這么多年海外征戰的經驗時，胡立儉著重強調了幾個方面。一個是可行的方案。他說做了這么多年，他們在海外的經營中沒有統一的模式。“大家有一個誤區，認為合作一定要拿到煤礦，要有主導權，其實這是一個誤區。合作的方式有很多，有能力拿到資源，可以拿資源；沒能力拿到資源的，掙錢也可以。”
在海外隊伍的建設上，跟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一樣，他堅持屬地化管理。“現在出去合作，想要帶多少勞務出去，這不太現實。我們在印尼，要用許多材料證明這是個專家，才能把國內的工作人員帶過去。雇1個中國員工，還得按比例多雇至少4個當地的員工。而這個比例在哥倫比亞是1∶7。”
這點澳大利亞昆士蘭州貿易投資機構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張子堅也談到過，他說即便澳大利亞勞動力短缺，就業機會仍是敏感問題。中國企業最好不要把帶勞工過去工作作為去澳大利亞投資的相應條件。當地政府要保護國內就業，工會也會擔心外來勞工拉低平均工資水平。
安全被胡立儉認為是煤礦項目最大的風險。他說有的國家對于安全生產，是管得非常嚴格的，一旦安全出了問題，立即封井抓人。當然除了生產的安全，還有財務的安全。如果沒有足夠的把握保證安全，那就不要走出去。
胡立儉說：“到境外辦項目，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政策法規一定要弄清楚，搞不清楚地請專業隊伍幫忙。一個項目未必自己單獨做下來，做不下來的要請別的企業幫忙。”
在他的經驗中，最著重強調的，是可續的情誼。“我們在印尼，給工人建教堂。每年開一次勞模表彰會，一定要請外籍員工來參加，那些在一線工作的，一輩子沒有出過國的員工，讓他們到中國來受表彰，戴大紅花，然后帶他們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旅游。”這樣對待工人，也會有好的回報。他們會向自己國家的主流媒體宣傳，會幫助協調公司和當地的關系。
走出國門只是一種選擇
有一位國家領導人，在全國人大的分組討論會上，曾經提及過中國企業海外發展時該考慮的問題。“你對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嗎？分析過雙方的文化差異了嗎？了解當地的勞資關系嗎？如果對方的工程師辭職了，難道你還要從長沙派人到國外去，讓整個企業都講湖南話？如果不能知己知彼，這種信心會讓我害怕。”
他說：“好的價格和時機并不能保證好的交易。”這對海外礦業開發，同樣是至理名言。即便拋開動亂、災害等極端因素不談，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企業自身的資金、技術、管理能力等等，還是有太多因素在走出國門時需要考慮，不論是從勘探做起，還是直接收購煤礦。
“在昆士蘭州，煤礦項目從擁有勘探權，到最終能成功開發資源的過程中，淘汰率是非常高的。只有2%的公司能堅持下來。”張子堅說。
在一些聯邦制國家，礦產資源的管理在省（州），而不是聯邦，各省（州）的政策也不一樣。你甚至要關注地方政黨選舉的結果。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上海代表處主任張濤提到，新南威爾士州執政16年的工黨最近在大選中失敗，該州政府通過環境規劃及評估法有關條款促進項目開發的制度，就不知是否會繼續，因為這個法是工黨提出并通過的。
“加拿大的礦產集中在原住民聚居區，盡可能與原住民合作。盡可能在當地尋找一個合作伙伴，他會在法律、財務和信息上給予很好的幫助。”王葳說，而且沒有必要獲得一個公司100%的股權來確保生產的礦產穩定供給中國，因為100%的股權會引起當地政府和企業的恐慌，效果反倒不好。
企業出去后，還要處理好跟社區的關系，跟媒體的關系，跟工會的關系，充分了解當地的法律、財務……
每一樁每一件，都是知易行難。
礦業自身的特性，又增加了一層不確定性。礦業生產的特性有：自然資源的不可再生性，開采過程對環境的破壞性，礦產儲量的不確定性，生產周期長，前期資金投入密集等。
不可再生性使其跟國家利益相掛鉤，政治風險大，不確定性強。“比如蒙古國，是個欠發達國家，法制不健全，現在去蒙古國或許取得資源的成本低，但風險極大。”曹春燁說。
煤炭開采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已經越來越引起各國的注意。環境成本越來越高，人為因素及不確定性強，企業實際需要支出的環保成本很難預測。
即便打再多鉆孔，也不能完全預測儲量，但又要根據這個估值來判斷其經濟價值，這是礦業本身的特點。“礦業真的是非可控因素很多的行業，從勘探算起，初探、生產的成本和收益，甚至到資源枯竭后的關閉和恢復費用，沒有人能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一位在普華永道工作的會計師說。而且迄今為止，采掘業的若干領域沒有任何會計準則方面的權威聲明。
“一般成本超標，都不在生產成本。如在非洲、巴西等地，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很大，他們引進企業開發礦產資源，是希望企業能去建配套設施，如鐵路、碼頭等。而如何建，又有跟中國國內大不相同的另一套標準，是否可以24小時開工，是否需要考慮擾民問題、工人的作息如何安排等，都是問題。”該會計師說。
普華永道針對首席執行官和財務總監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球近70%的并購交易未能實現最初設定的并購目標。并購交易無法實現最初設定的并購目標主要是因為企業通常將工作重點放在交易談判與交易完成階段，忽視對整個并購交易進程進行全面、綜合的管理。
“千萬不要‘無知者無畏’，要記住這只是一種選擇，不合適可以不選。不要有交易的沖動，要知道什么時候應該走開。”曹春燁說，作為并購服務方，他們當然希望每一宗交易都能成功，但站在負責任的角度，這是她對每一家走出國門的企業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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