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預計于12月初前后在北京舉行,回顧一年得失并部署2010年經濟工作。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嚴重沖擊,黨中央、國務院于2008年11月5日出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一年之后,這個一攬子計劃政策效應初步顯現。2009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達到7.7%,“全年'保八’增長毫無懸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認為,“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抵御各種沖擊的能力已經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今年實現8%甚至更高的GDP增長,“應該說我們的刺激計劃是成功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朱佳木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當然,我們不能只看這個指標,也不是說它里面沒有潛伏的問題。”
比如結構調整總體進展不快,不少領域產能過剩、重復建設仍很突出,有的甚至還在加劇以及過度依賴投資拉動、正在積累的通脹預期等問題,考驗著回升基礎尚不穩定、不鞏固、不平衡的中國經濟。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預計于12月初前后在北京舉行,回顧一年得失并部署2010年經濟工作。在后金融危機時期,如何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引導產業健康發展,沉著應對通脹預期,增強后勁再上臺階,成為中國經濟要繼續破解的課題。對此,本刊特地采訪部分經濟專家研判中國經濟宏觀政策新走向。
宏觀調控水平進一步提高
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包括四萬億的巨大投資計劃出臺后,緊接著實施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認為,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非常及時,也符合中國實際情況。“對于克服金融危機的沖擊產生了積極作用。促成了2009年GDP上半年7.1、第三季度8.9的可觀增速,估計第四季度可能會超過9%甚至達到10%”。
“第四季度GDP增速如果超過10%的話,全年GDP增長將達到8.3或是8.5。如果沒有超過10%,全年GDP增長率8.1、8.2的可能性比較大”,劉迎秋預計。
除了對經濟增速的刺激拉動,對一些行業進行的短期對策性部署外,“一攬子計劃也包括對一些產業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安排,既注意到了制造業,也注意到了其他產業的配合;既注意到了國內市場,也充分考慮到了國際市場的開發”。劉迎秋認為,“四萬億投資主要集中在鐵路、公路、交通等基礎設施方面,并增加了對企業的創新基金投入,這些都帶有長遠的投資性。”
“四萬億的投資計劃體現為一個寬松的財政制度”,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教授認為,“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拉動了投資需求,使得今年以來我們的固定投資增長率在33%以上,這是歷史的一個高位水平,使得在金融危機沖擊下的中國經濟走出低谷,從今年3月份開始走上一個上揚的通道,實現了強勁增長。”
“國際金融危機打擊顯現之后,黨中央、國務院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的出臺速度非常快。”長期致力于宏觀經濟研究的張立群認為,“中國經濟在這么嚴重的打擊下,一年來并沒有出現大幅度的下調,除了中國自身支持經濟發展的條件非常好之外,是政府的宏觀調控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進一步提高”。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出現過多次起伏,有的起伏幅度是比較大的。比如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起伏,GDP增長最低點有時降到5%以下,“ 但是這一次,經濟增長回調,如果今年保八成功,意味著它是高于8%的”。在這個基礎上,張立群分析,明年經濟增長有望達到9.5%左右,“這次回調底部明顯提高了”。
產能過剩和通脹預期雙重壓力
一攬子計劃實施一周年后,企業生產經營困難有所緩解,全年“保八”幾無懸念,但當前經濟中存在結構調整總體進展不快等突出問題。對此,楊瑞龍認為,不能掉以輕心,尤其是產能過剩的問題比較突出。 “今后來看,調結構還是比較重大的問題”。在楊瑞龍看來,調結構是一個涉及到經濟增長的分量和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中國經濟的復蘇基礎還不太堅固。
目前,從各地的投資方向看,不僅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的傳統產業仍在盲目擴張,風電設備、多晶硅等新興產業也出現了重復建設傾向。一些地區的投資沖動又有乘4萬億刺激計劃之機而再度升溫的趨勢。
本刊在地方調研發現,一些縣市表示憋了好久的“上項目”需求終于有了出口,對項目幾乎來者不拒,也沒有時間充分論證、科學規劃,就心急火燎地大干快上。由此導致的違法、違規審批,未批先建、邊批邊建的現象又有所抬頭。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速顯著超越了GDP增速”,楊瑞龍指出,“四萬億投資計劃通過貨幣政策得到一個比較充分的體現,表現在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速上,已經連續保持在28%到29%這樣一個水平。”
客觀來看,高速的廣義貨幣投放量有效地刺激了經濟計劃的實施,也實現了通貨緊縮的逆轉,但是另一方面也對之后的通脹產生了預期。在全球流動性條件總體十分寬松,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高,國內貨幣增長較快,消費和投資需求明顯回升的情況下,“通脹壓力到第四季度會顯著增長”,楊瑞龍認為。
除此而外,“國際熱錢再次涌入,以樓市和股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依然維持高位運行,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也使得通脹預期大大增加”。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監測中心劉滿平認為,盡管CPI、PPI已連續幾個月負數運行,很大一部分產品處于產能過剩狀態,從傳統的通脹定義和成因上分析,短期內發生通脹的可能性不大,但對于通脹預期應該未雨綢繆。
從拉動經濟增長的力量來看,楊瑞龍認為還不平衡。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從目前來看主要是投資,90%以上來自投資拉動貢獻,而且主要是政府投資,三駕馬車中的外貿對GDP還是一個負的貢獻率,消費需求這一駕馬車雖有明顯上揚,不過要實現替代外需還有很長的距離。
從投資的方向來看,以“前一段時間的土地拍賣大都被大型國有企業以很高的價格拿走”為例,劉迎秋認為,這一方面表明,在4萬億的投資計劃中,給大企業的貸款多了一點,另一個值得重視的是,中國的房地產業特別是商品房的價格在老百姓的收入還沒有足夠高的時候,價格卻畸高,可能會導致勞動者的收入和他的支付能力之間矛盾的加深。
“而且,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應該更多地依靠實體經濟,而不能倚重房地產業”,受訪的專家認為。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對于部分行業出現的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如不及時加以調控和引導,“不僅嚴重影響國家擴大內需一攬子計劃的實施效果和來之不易的企穩向好的形勢,而且將錯失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形成的市場形勢推動結構調整的歷史機遇”,受訪專家表示。
破解壓力有賴于改革
對于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實行一年,有關“退出政策”和是否會發生通貨膨脹的擔心,劉迎秋認為,“有點過早,不應該過于超前地造成心理恐慌和政策調整預期”。 在他看來,目前物價并沒有正增長,即使明年上半年物價上漲3%,也不意味著通貨膨脹。物價低的時候,政策應以寬松偏中性轉移,而不是寬松向緊縮轉移。即使物價增長達到3%到6%之間,也還是應選擇中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而不應該緊縮。
“總體來說,政策的取向不要有大的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穩定不變,是非常正確的”,劉迎秋認為。
楊瑞龍則建議在貨幣政策的結構上進行一些調整,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方面進行調整。“目前來看,對于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貨幣政策上還是有待努力的”。他強調,“貨幣政策既要有效地保證經濟的增長速度,也要能夠對未來的通脹有足夠的警惕,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
多位受訪專家建議,圍繞控制盲目投資和產能過剩、行業壟斷限制競爭和活力、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領域存在嚴重差距、缺乏核心技術和高端競爭力、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等深層次體制問題,需要抓緊研究分析解決之道。
對于一攬子刺激計劃應該怎么發展,下一步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是什么,劉迎秋表示,政府的財政投入還應當繼續進行。“有人認為政府的投入對民間投資有擠出效應,應該撤出了”,劉迎秋認為,“這是不準確的。到目前為止,物價還是負增長,這就意味著整個社會需求還存在著不足。而物價負增長里面投資品的價格也在下降,生產資料的價格在下降,這說明生產的需求也有不足,不僅消費需求不足,生產的消費需求或者投資需求也存在著不足。”
而要解決需求的問題,劉迎秋建議從五方面著力:
第一是4萬億投資里面作結構調整。由原來的著力于投資“鐵公基”這樣的基礎領域,即著力于長遠發展的基本建設,轉向技術改造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換句話說就是企業的生產技術、生產工藝的改造,以及產業轉型所需的一些資金的投入。這是一個很大的投入。
第二個由原來重點扶持大企業轉向扶植中小企業。扶持的方式不是直接投資給企業搞生產,而是采用杠桿的方式。比如建立技術改造基金,中小企業如果進行技術改造,財政給予相應的補貼。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方式也可作進一步調整。財政不是把錢直接給企業,而是給銀行。企業如想向銀行貸款以進行技術改造或者產品更新,貸款的利息財政進行補貼。
第三就是財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針對低收入階層進行轉移支付補貼。目前來看,這方面的補貼機制有待完善。
第四,加大對帶有職業性和技術性的應用型教育的財力支持。
第五,面向未來的發展要著力發展更多的服務業,加強對服務業發展的政策資金支持。
楊瑞龍也贊同“在保持投資對經濟拉動作用的條件下,考慮投資方向的變化,加強對那些未來極有增長率的一些產業,比如服務業、高新技術等的投資”。
“年初是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增長,現在應該在保增長的同時更加注重調結構”,楊瑞龍指出,“對產能過剩問題要有足夠重視,不能大量的投資投到產能過剩的產業當中,為下一階段的結構調整增加成本。”
對于投資的主體,楊瑞龍認為,從現在來看,民營投資和外商投資的增長率還不是太高,下一步要努力創造更好的環境來啟動這些民間投資。
在楊瑞龍看來,當前經濟問題中關鍵的環節無論促內需還是調結構都依賴于改革,“促內需的關鍵還是要有消費需求,而消費需求背后是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改革要考慮怎樣提高老百姓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問題,這些都能促進消費需求;調結構的問題是一個增長方式的問題,增長方式的轉變又是改革的問題,所以改革力度還需要進一步加大”。
對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朱佳木在采訪中也強調:內需起不來,還是一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問題,應該下更大的決心投入更多的資金,盡快把社會保障體系全面建立起來。
來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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