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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證券報訊 編前：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于11月召開，新一輪改革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中國當下的宏觀經濟形勢究竟如何？未來的改革面臨怎樣的選擇？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在哪里？9月26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作了《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和新一輪的經濟改革》的學術演講，就結構調整、宏觀調控、土地確權、收入分配、城鎮化、國資改革、民企轉型、中等收入陷阱等八個問題展開全面闡述。
演講高屋建瓴，深入透徹，飽含著厲以寧教授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思考和對未來改革的緊迫感。上海證券報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一、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在中國，多年以來形成了投資沖動怪圈。什么叫投資沖動怪圈？它是這樣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經濟發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改善，使就業問題得到緩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資、擴大信貸的強烈需要，但此后的結果是：經濟雖然上去了，通貨膨脹隨之而來，致使物價上漲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緊縮政策，通過緊縮財政和信貸，經濟增速放慢，而這又引致地方出現問題，地方財政收入、就業受到影響，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資。如此循環反復，結果給經濟帶來了一種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現象，這就是投資沖動的怪圈。
現在中國經濟的情況跟這個怪圈都有關系。比如產能過剩，現在全國產能過剩情況相當嚴重，產能過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資源浪費。所以，中國當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這告訴我們：GDP總量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的優化。即便經濟增速低一點，但是整個經濟狀態是好的。
結構比總量更重要。舉一個例子，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GDP世界第一，遠超出英國，但是經濟結構不行。在1840年時，英國工業革命從1770年算起已有70年，工業化進展到了一定程度，英國GDP結構符合當時技術進步潮流。英國當時的情況是：鋼鐵產量上去了，技術設備制造發展了，棉布全是用機器紡織的，其出口的一部分是機器制造的棉布，另一部分是蒸汽機機器設備，交通工具是輪船和火車。反觀中國， GDP總量的產品主要是農產品[-1.65% 資金 研報]和手工業品。中國的棉布是手工紡織的棉布，中國的出口是茶葉、瓷器、絲綢、桐油等，從結構上說，中國比英國差很遠。
今天，雖然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的結構還不如日本。現在日本跟中國相比，它的高新技術產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國要大得多。所以，當前我們的改革著重是結構問題。
另一個重要的結構是人力資源結構。1840年，中國人口總量比英國多得多，但人口結構跟英國不一樣。當時，英國普及了小學教育，建立了大量的中學，又建立了很多新的高等學校，每年培養出大量的工程師、技術專家和科學院的知識分子，還包括近代的經濟管理人才、金融人才，這是英國當時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源結構。而中國雖然人口多，但是結構不行。如農民絕大多數是文盲，婦女也絕大多數是文盲。中國少數讀書人，讀的是四書五經，目的是為了考科舉，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學技術、經濟管理和金融。
同樣，我們跟日本相比，人力資源總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資源結構上，日本大學畢業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較中國大，日本的工人隊伍中，熟練技工人數比重也比中國大。這都表明了結構問題的重要性。
當前，我們怎么提高經濟質量呢？一是優化結構。優化結構是沒有止境的，因為技術在發展，客觀形勢在變化。另外，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反映對低碳經濟的要求越來越大，這是全世界的趨勢。比如說，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環保概念要求廢水、廢氣、廢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環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卻不同。二氧化碳并沒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須要減排，因為它會影響世界的氣候，大氣變暖可能給人類帶來很大的災害。所以，我們一定要把環保提高到新的階段，不僅要沒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時，人民生活水平要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提高，這也是表明經濟增長的質量。
二是技術創新，要不斷地技術創新。當前，中國雖然講技術創新重要，但企業反映的實際情況是，我們的實體經濟距離世界要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關鍵是看制造業，中國的制造業能真正自主創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賴外國的技術。這就表明，自主創新少，經濟增長質量不夠。在企業界流行一句話，“不自主創新，等死；自主創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創新帶來了債務等負擔。
這就表明，當前中國的主要問題就是結構調整。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我們的經濟增長才能質量提高，我們的結構才能夠隨之優化。
二、宏觀調控：不能替代改革
經濟如同一個人的健康情況。一個人如果要身體健康，應該是內在機制的完善，必要時打針吃藥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這畢竟是處于輔助地位，主要是靠身體內部機制的完善。經濟亦是如此，經濟能夠順利地發展、解決結構問題，主要靠機制的完善。
宏觀經濟調控好比是外來的力量，也重要，但它處于輔助的地位。近幾年來，中國經濟情況中出現了一種現象——宏觀調控在實際中比它應該起的作用還要大。這就造成了“宏觀調控依賴癥”，什么事情都要宏觀經濟調控。經濟發生通貨膨脹，宏觀調控；經濟增長率下降，宏觀調控。
而且，宏觀調控的依賴性容易產生誤導：既然宏觀調控這么靈，還要改革干什么？實際上，這耽誤了改革。
改革是解決機制問題，宏觀調控作為外來的一種力量，是對經濟的干預。所以，絕對不要因為宏觀調控有點成效就頻繁利用，而結果對經濟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資怪圈中擺脫不開。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來健全內在機制，那么越拖到后來，代價會越大，成本會越高，而且難度越大。所以，在宏觀調控問題上，一定要以改革為主，不能依賴宏觀調控。宏觀經濟調控應該重在微調，重在預調，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采用，一般情況要避免采用。
現在，經濟學界中有兩種觀點爭論。一種觀點是，從去年開始，我們經濟增長率在滑坡，所以國外“唱衰”中國經濟的人說，中國經濟將會從此一蹶不振。
這個觀點不對。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講，今年中國維持7%-8%的增長率是沒有問題的。7%的增速，也絕不是一個低速度，而是一個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過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長，現在是不可能的。為什么不可能？因為付出的代價多大，10%的增長率，環境承受得了嗎？結構調整得了嗎？在原有的基礎上加碼，結果產能過剩的現象會不斷地出現。
另一種觀點是當前要加大投資促使經濟增長，防止滑坡。加大投資想過經濟增長質量嗎？如果再增加幾萬億投資，中國經濟的后遺癥將越來越大，使得中國經濟長期不能擺脫這個陰影。
投資是要增加，但今后應著重在三個方面：一是技術創新的投資增大；二是民營經濟投資力度加大；三是基礎設施環境工程的投資要加大。這些是為中國經濟增長準備后勁的。
投資固然重要，但應該考慮到中國的大局，當前絕不能夠又來一個幾萬億投資，這樣下去，對中國經濟長遠是沒有好處的。再一次組織增大投資，實際上會使中國經濟卷入到一個貽患無窮的地步。
寧可速度慢一點。最近一段時間能保持在7%-8%的增長就行，不要追求過高的增長率，重在結構調整。
中國的宏觀調控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不能夠照搬國外的增長模式。中國是一個雙重轉型的國家。第一種轉型叫發展轉型，為發展經濟學所研究的，一個經濟體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現代化社會的轉型；中國還有第二個轉型是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到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國來說，這兩個轉型是重疊一起的，全世界沒有先例。
在中國的雙重轉型中，中國經濟有自身的特點。比如說，現在有觀點認為貨幣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這是貨幣學派的一個觀點，是根據國外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而提出來的，但對中國來說，不適應。
在雙重轉型下，原先中國農民被排除在市場經濟以外，跟貨幣經濟接觸很少，但是現在廣大農民都卷入到市場中間。農民吃的糧食，不是自己種的。自己種的賣了，他喜歡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場上買，很多要通過貨幣進行的，但是過去是沒有的。所以，農民卷入到市場經濟中來，貨幣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還有，中國的貨幣流通渠道不是通暢的。流通環節太多，加上農民的加入，中國的貨幣流通速度是相對慢的。跟西方國家流通渠道很暢通不一樣，西方的農民卷入市場是100年前就完成的。這對中國的情況來說，貨幣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經濟學家所計算出的貨幣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標準，對中國來說，中國有這樣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樣。因此，中國的貨幣流通量應該有新的考慮，要根據中國的國情來考慮。
幾個月前鬧“錢荒”，原因是什么？因為從統計數據看，M1、M2都是很大的，表示貨幣流通量多。但卻借不到錢，到處在缺錢，鬧“錢荒”，這必須根據中國具體情況解釋。因為中國融資難的問題沒有解決，盡管貨幣流通大，實際生活中的貨幣要求、需求比這個還要大。
因為融資難，在已有貨幣不夠的情況下，每個企業都另有打算。在企業當中流行的一句話叫做“現金為王”，每個企業都要保留一部分現金在手上，現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儲備中去了，準備不時之需。造成了一方面M1、M2數量很大，另一方面感覺經濟生活中現金是不足的。這就是中國的情況，若不根據中國的情況來判斷、制定政策，就一定會出亂。這個問題表明我們的宏觀調控需要跟市場化結合在一起。
宏觀調控絕不是萬能的，更不是能夠替代改革的。有人經常說，核心在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之間的關系，就有了種種說法，有的說法是“小政府、大市場”，這個說法有道理，但是不準確。“小政府”意味著政府工作人員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用大小來衡量，不是一個范圍的問題。
還有一個說法是“強政府、強市場”，中國將來是“雙強”體制。這個說法也不準。“強市場”就是市場發揮作用，“強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處處管到，這也不一定對。比如家用電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來了。管得越多，產能過剩越過。
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場”。政府不在于大小，因為它不是一個人員多少的問題，也不是管轄范圍多大的問題，主要是政府做政府應該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市場還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場，這就是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兩者都要講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該做的事情，市場做市場可以做的事情，這樣就行了。
三、土地確權：學習林權改革
土地確權是當前改革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全國大概有50個縣正在試點，實際上數量可能還要更多，中國準備在幾年之內陸續推廣。
為什么土地確權這么重要？必須從中國經濟的非均衡談起。非均衡分兩類：第一類是市場不完善條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國家的非均衡屬于這一類；中國的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即市場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場主體的非均衡。
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市場主體。企業不是真正的企業，沒生產主體，產權是不明確的。所以中國的改革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產權改革，讓產權明確，讓產權界定，讓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中國的改革不能從放開價格著手，因為價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終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價格一定根據市場規律而制定的。中國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讓國有企業首先成為產權明確的市場主體，最好的辦法是股份制。
中國的計劃經濟兩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國有企業體制，第二個支柱是城鄉二元體制，或者叫城鄉二元結構，兩者支撐了計劃經濟。前30年的改革著重在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把大多數的國有企業，變成了股份制企業，變成了上市公司，這個任務進行得比較順利。但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一直沒動，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中國產權改革繼續進行，農村也要進行產權改革。農村的集體所有制是空的，是虛的，集體所有制講起來挺好，實際上包括鄉鎮企業在計劃體制下，沒有多少鄉鎮企業是真正屬于集體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廣大農民沒關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
中國仍然存在第二類非均衡障礙，因為國有企業體制改了，農村體制還沒改。怎么改？一定要談到中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總結福建、江西的集體林權制度試點的經驗，進行全國推廣。這一次林權制度改革的意義非常重大。
盡管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據試點的經驗，有三個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長到70年不變。林權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變，農民一算，70年后我孫子都長大了，于是放心了，爺爺種樹讓孫子來砍，全國農村的積極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這是一個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區經濟就活了；三、林權承包落實到戶，一竿子插到底。林權證發到每個農戶手上，承包跟產權一塊走，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把農民的積極性全調動起來了，現在造林成風，大量勞動力開展林下經濟，種蘑菇、木耳，還有林下養雞，都富了。林權可以抵押，錢又活了，落實到戶，積極性來了。
所以，土地確權要把林權改革的經驗落實到農田的承包中。農田承包主要有三權三證，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宅基地上蓋的房子的產權。全國政協在農村調查時農民說，城里的土地是國有的，他們祖傳的房子有房產證，新購買的商品房有房產證，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祖傳的房子沒有房產證，在宅基地上自己蓋的住房，哪怕蓋得再高、再好，也沒產權證。
于是，在農村流傳著“兩個老鼠”的故事。第一個“老鼠”是農民外出務工，有了穩定的職業，把老婆、孩子帶走了。房子沒有房產證不能出租，于是就讓親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況下，一把鎖把門鎖上了，老婆孩子帶走了，這就變成老鼠窩。第二個“老鼠”是農民兩手空空進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貴，買不起，租又很難租到合適的。就很多農民在城里頭，租了居民樓的地下室住，變成像老鼠一樣在城里生活。我看到過一份材料說，一個不大的地下室有個門洞出入，用紙箱板隔成16間，住了16戶，網上的說法是叫這一類為“鼠族”。
去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帶著全國政協調查組在浙江杭州、嘉興、湖州三個市做調查，那里的土地確權工作幾年前就開始了，已告一段落了。到那里看，農民興高采烈，還有放炮仗的，情景和當年的土改一樣，因為產權已經落實到戶了。跟農民開座談會，農民說最大的好處是財產有保障了，土地確權了，有證了。誰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誰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沒跟我商量，可以告他，產權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轉就加快了。我們問，為什么土地流轉加快了？他說，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還有的說土地出租了，也不用怕了，因為有證了。
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城鄉收入差別明顯的縮小了。在嘉興市做調查，市委調查報告說，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確權后，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經變為1.9：1。
從3.1：1變成了1.9：1，為什么呢？我們開座談會時，農民說“首先，土地確權以后，農戶更放心了。擴大了養殖業，擴大了種植業，因為他有積極性了。家庭農場就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今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提出家庭農場，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國要建立家庭農場，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轉加快了，農民心里也放心了，于是進城打工，土地就轉包給別人，出租給別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進城去打工了。”宅基地歸他了，在嘉興市平湖市，是一個縣級市，農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蓋了4層樓高的新房，比原來大，比原來好。我們問農民，你住得下那么大嗎？他說我哪住得下4層樓房，家里沒那么多人。我說那你怎么搞？第一層出租給人家外地來的商人或者本鄉的商人，從事商業，開店、開作坊、開飯館，有房租收了。還剩三層，有一層準備出租，但是房租不一樣。如果對方愿意租二層，那房租高一點，愿意租四層，我自己剩下兩層住，所以有了房租收入。因為財產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這個情況應該說是很值得慶幸的，因為多年以來農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沒有財產性收入。
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土地確權要重新丈量土地，發現土地多出了20%。找農民開會座談后大體得出了這樣的理由：第一個理由，當初開始承包制的時候，土地質量有好有壞，好地一畝算一畝，壞地兩畝折合一畝，現在經過30年的承包，每個農民把自己家的地整得又好又能夠豐產，所以壞地也變好地了。第二個理由，在當初承包的時候，土地是一小塊一小塊的，因為用牛耕作，所以有田埂，田埂不算面積，田埂兩邊被遮住太陽的地方不算面積。現在農民用拖拉機了，土地面積擴大了，田埂取消了，田埂也算面積，也沒有田埂兩邊被太陽遮住的地方，所以土地就多了。第三個理由，當初承包時候要交農業稅，于是農民為了少交農業稅，所以都少報。今天土地重新丈量了，剛剛量完就實報了，沒有人愿意少報。因為也沒有農業稅，少報自己吃虧，土地出租，錢少了；土地入股，自己的股就少了。而且也不敢多報，剛丈完，大家都知道。所以這樣一來，土地面積多了20%左右。
假定全國都開展了土地確權，可能中國土地會多出20%左右，甚至還要多。我們在甘肅、內蒙古考察，他們說這里當年承包的時候，壞地三畝頂一畝，他們差別大，這就是土地確權。
土地確權證明了，家庭農場在這個基礎上起來了，每一個家庭農場就是一個小微企業，重在經營。農民的積極性是不可低估的，會把家庭農場搞好，將來是種田不用愁。浙江的經驗看得很清楚，三種人是將來中國農業的主要生產力：第一，家庭農場主，他們受過培訓。第二，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民一組織就不一樣了。重慶的長壽區、江津區產柑橘，就有柑橘合作社。它的柑橘跟人家不一樣的，是反季節柑橘。人無我有，你不種我種；人有我優，你種我也種，我質量比你好；人優，我反季節。第三，民營企業帶技術下鄉，帶資本下鄉。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進。還有跟農民談判，在廣東湛江市徐聞縣，徐聞縣的土地很貧瘠，沒有大河，靠水庫、臺風，所以有時候產量很低。跟農民談判，你這一畝地產多少糧食，值多少錢？幾百塊錢。現在你別種了，把田租給我種。我每畝地一年付幾百塊錢給你。農民想不要我種，我還一年有幾百塊錢。他說你愿意出去打工，我租金照樣付給你，你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留在我這里，根據你的技術水平，根據你的出勤天數，每個月發工資給你，你給我當合同工。農民說這個好啊，于是土地就連成片了。民營企業從國外引進的新品種種出來，有的種火龍果，有的種荔枝，有的種菠蘿。我們到徐聞城外，上萬畝的地，一望無際掛一個大牌子，連地名都改了，叫“菠蘿的海”。所以中國的情況，農田不愁沒人種，土地確權后，會有這種情況的。
四、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這是中國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在北京幾次會議上一再說，改革的重點應當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為重點。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點理由：一、農民必須有產權，有產權才有積極性，才有財產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傭方必須有對等地位的談判。今天中國初次分配不行，因為出來打工的農民是單個的，城里的人也是單個的。而雇傭他們的是大企業，農民出來打工，城里人出來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們的大企業是強勢，談判地位是不均等的。而工資水平制定由強者說了算，這就是初次分配的問題。這種問題西方國家也有，但它有工會組織。工會組織替弱者說話，這樣力量就強了。在中國，工會管嗎？有看到過工會替農民工討工資嗎？沒有。所以這個要改，如果這個不改，始終是強者和弱者處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農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們也是弱勢，采購商是強勢，由他來定價格。在西方國家有農會，或者叫農民協會，以及力量強的聯社，中國也需要農民專業合作社或者聯社組織，這樣才行。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
中國的人均教育經費城鄉是不平等的。農民人均教育經費和義務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師資比城里的弱，設備也不如城里，農民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習質量差。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不正確的現象，就是職業世襲制。農民工的孩子還是農民工，他的孫子將來也可能還是農民工。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收入初次分配就有問題。教育體制要改革，要加大農村的教育經費。好學校辦在城里，農村的孩子到城里來，學校免費讓他住，這樣就可以解決。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在于社會保障體制，城鄉一體化，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二次分配最大的問題，城鄉社會保障體制，城鄉一律平等，這個很重要。
中央文件說“適當的時候推出遺產稅”，從長遠來說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實行遺產稅的第一條，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財產登記制度，這需要準備相當長的時間。中國跟西方國家不一樣，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已經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經傳了很久，它的董事長、總經理，很多都是年紀大的，甚至有70-80歲的。中國不一樣，中國老人沒什么錢，計劃經濟下生活了一輩子。中國的管理者40多歲，50歲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會收多少稅，如果他知道這個消息后，他轉移了怎么辦？因為很多地方是不收遺產稅的。香港原來收，后來就取消了。稅率多少？門檻多少？都必須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這當中不要造成兩個惡果：一個是資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資了，就揮霍、浪費。這樣都不利于經濟。中國需要培育中產階級，要把分配結構搞成橄欖形的，兩頭小、中間大。中產階級不是根據收入水平定的，根據多年經驗，中產階級三個條件：第一當然是有穩定的職業，穩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識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這樣的話，中國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國人口中就會越來越多。
五、城鎮化：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
城鎮化就是要改變城鄉二元體制，這是當前中國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問題在農民的市民化，農民市民化實際上就是讓農民和他的家屬都融入城鎮社會.中國的國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國要做到農民和他的家屬融入城鎮社會，現在的城市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的城鎮化率現在有兩個數字：第一個數字是國家統計局的，城市居民大概是占到51%左右。實際上這個數字不準，因為這個算法是將常住城市的人口都包括在內，而很多農民工是常住城市，也計算在城鎮居民中，但是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
我們現在這種城鄉二元體制是形成于1958年戶口制度改革。當時戶口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兩種，農民在不知不覺中就成為不能離開農村的人。改革開放之后，盡管城鄉二元體制放松了，但是沒有改變。現在出問題了，上海的問題表現得比較明顯，因為上海從農民工進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農民工，原來二十多歲的農民工，現在都已經四十多歲了，成為上海各工廠的技術骨干，但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他們的孩子不能夠在公立學校上學，醫療保障等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樣。
上海遇到的問題是，浙江各個市縣工業也發展起來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農民工到浙江來，給城市戶口，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轉移，上海開始緊張。因為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農民工支撐的制造業優勢喪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農民市民化，采取了積分制，千方百計將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骨干工人遲早還是要流走，農民融入城鎮社會是一個大問題。
另有一個問題值得考慮，中國的城市能容納多少人？如果51%是常住人口，但是實際上城鎮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假定中國將來城鎮化率達到80%左右，20年以后或者是30年以后，中國的人口可能達14億多。80%意味著有12億人住在城里。現在，按照常住人口來計算，51%的城鎮化率，城鎮居住人口是6億多，還要增加五六億人進城。
這些人進城之后城里會成為什么樣？有那么多的土地蓋房子嗎？有那么多供人們使用的城市設施嗎？城市容納不下的話，那么生活質量就會大幅的下降。
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我之前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中國國情的城鎮化等于“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三部分所組成。老城區就是現在的城區，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業要往外遷，城里棚戶區拆遷，貧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遷，這樣的話讓老城區改造成為適合人居住的居住區、商業區、服務區，這就是老城區的任務。
新城區在遠郊，或者是一些鎮的周圍，主要是工業園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物流園區，它是城市發展自己支柱產業的地方，是新興產業的落腳地。新城區最大的特點是工業進園區，好處一是節約能源，各種設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業相聚在一起，交流機會多，商業機會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強服務。
但是“老城區+新城區”，容納仍然有限，所以中國的特色就是“新社區”。新社區的出發點就是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很多地方已經搞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將居民的村子給遷移一下，蓋上樓房，節約地出來。這樣一來，就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將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起點，把它建設成為新社區。
新社區有五個方面需要做工作：第一，園林化；第二，要走循環經濟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潔生產、污染清理等等；第三，公共服務到位；第四，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
第五，建立社區的管委會，以代替現在的村委會。
新社區是城鎮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免人過多地涌入老城區、新城區，現在全國正在推廣，叫“就地城鎮化”。這對中國來說，對世界的城鎮化歷史是偉大的創造。
城鎮化過程中，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讓孩子能夠融入城鎮社會，和城鎮的孩子們一樣進公立學校，或者是進比較好的學校，這是農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其次是養老。所有這些，都需要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解決。
城鎮化過程中，也有兩個問題需要研究。第一個問題，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城市建設經費從哪兒來？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現在遇到兩大困難，一是土地財政路已經走到盡頭了，再也沒有地可賣了；第二，要進行城鎮化，地方債務問題不能再無止境地增加。無止境地增加只會造成將來更大的泡沫，城市也會破產的，美國汽車制造中心底特律現在已經財政破產了。
中國經濟學界討論的結果發現，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模式可供中國參考。
澳大利亞、新西蘭是城鎮化比較晚的發達國家，因為美國、西歐的發展都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初具城鎮化的規模，但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城鎮的發展主要是在二次大戰之后。
他們的方式是以城市為主體，發行公共建設投資基金券。公共建設投資基金券以具體項目為主，比如說城鎮發展需要自來水廠，需要增設一個發電廠，我要建立地下交通干線、修地鐵，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全部公開，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銀行存款高、比國庫券高，購買之后不僅僅有利息，將來如果好的話還可以分紅，這就有吸引力。年年有新增的項目，有新發的公共投資基金券，資金就不斷地進來。澳大利亞、新西蘭甚至連廉租房都是采用這樣的形式。這樣的建設方式，可供中國參考。
另外，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的城鎮化一定要將新社區放在里面。社會主義新農村已經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了，已經是改成社區了，前面就不要加農村，這就是城鎮。老百姓遷到這里去，他不會感到跟城市有隔閡。
我們在湖北調查，就發現農民即使遷到老城區、新城區，他還是融入不到社會，特別是一些老人都不愿意去，因為周圍人不熟悉。“就近城鎮化”，新社區就是城鎮的一部分，戶口市民化，周圍也都是熟人，老人也感覺到生活有樂趣了。
中國的城鎮化，實際上是造城運動，就是將原來是農村的改成新農村，然后改成新社區，再一部分改成新城鎮，造城鎮，這就是解決中國城鎮化的主要路徑。
城鎮化還有一個難題，就是怎樣讓城鎮居民有房子可住？居民有房子可住，現在的政策是不行的。第一，現在城市土地招標只能抬高地價，不斷地出現新地王，土地成本高了，房子將來的價錢就一定高。應當采用政府采購的方式來建房，就是在同等技術標準、質量的情況下，誰報價最低就采購誰的。一塊地先有人大、政協代表參加定出最合理的價格，在上面要建設什么樣標準的房子先公布，誰報價最低。每一個企業就會考慮怎樣降低成本，而不能夠像現在這樣，土地價格越炒越高，這樣的話城市住房可以解決。
而且，房地產政策應當是不限購，只限轉賣。所有這些，都應該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予以解決。此外，給窮人住的房子，不應該建得很遠，應該就近建。樓可以高一些，但是要方便群眾，城市住房問題才能解決。新社區發展起來之后，新社區就是城鎮，這樣的話新城鎮將來也會發展起來。
六、國資改革：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國有企業在最近二十年之內，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的確有很大的進展，但是改革并未到盡頭。國有資產改革應該有兩個層次的改革：一個層次是國有資產配置機制的改革，或者是配置體制的改革。國資委下面不要去管具體的企業，國資委下面成立若干個行業性或者是綜合性的投資基金公司，任務就是管國有資產的配置。我們平時談效率，只談到生產效率。生產效率是說根據投入產出之比，投入為既定，產出越多越好，這樣效率就高，產出為既定的話，投入越少越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后，出現了另外一種效率，這就是資源配置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假定投入不變，不同的方式來配置資源，然后進行對比，看誰配置效率最高。資產不斷地重組、調整，是為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在經濟學里引起了兩個變化。第一個變化，過去長期認為在企業中搞人事組織工作的、搞宣傳工作的、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列為非生產人員，你們不在生產第一線的，你們對生產效率沒有貢獻的，這些都是非生產人員。資源配置效率出來之后，看法就不一樣了，做人事組織工作的，從事的是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就是提高了效率。做宣傳工作的，是調動每一個投入者的積極性，提高了效率。行政管理人員是將物資資源和人力資源更好地組合在一起，產生更多的效率。所以從事這些工作的人，今后如果再有人說你們怎樣，你可以說那些觀點是舊的，是六十年前的觀點，現在是講資源配置效率，都是從事資源配置的。
國有資本最大的問題是配置不當，該發展的新興產業進行大量的國有資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場可以解決的、民營企業可以解決的，不要在這些領域搞了，退出來，專門從事國有資產的最優配置。
至于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應當成為自主經營的國有企業，控股問題由法人治理結構定了之后，它控股多少，相應的董事參加。在這個過程中，應該盡量避免一家獨大，這樣董事會就不是一個聲音、一個面孔，就會有爭論，而爭論有利于效率提高。
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企業，中國的面貌就會改變。國有企業都是獨立自主的企業，由法人治理結構來管理，這樣中國的改革就會有進一步發展的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看到國有企業跟民營企業應當是競爭對手，同時也是合作伙伴。沒有民營企業，光靠國有企業，你不可能一枝獨秀，國進民退、國退民進，這些都不是我們的政策目標，我們的政策目標是雙贏，雙贏對國企、民營都一樣，這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應該看到這樣一點，在國際市場上，將來國內市場也一樣，不分哪一個產品是中國國企的產品、是中國民營企業的產品，都是中國產品、都是中國制造、都是中國品牌。這樣的話，國企、民企最后達到共贏的格局。
七、民企轉型：首在產權意識
民營企業當前需要轉型。第一，要有產權意識。產權意識對民營企業非常重要，要知道保護自己的產權，要知道民營企業靠產權清晰為主，如果你的產權糊里糊涂的，甚至你當初成立的時候，以各種當時的慣例、當時的情況建成的企業，結果產權始終是不清的，這就對未來造成隱患。產權清楚，你才能保護自己的產權。民營企業在轉型中，首先就是要產權清晰，產權要界定清楚。民營企業規模大的，同樣應該健全法人治理結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總經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制在企業成立之初起過作用，因為家長往往是一個能人，家長具有凝聚力，但是這個時間不會太長，一旦企業走向正規之后，就應該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其中最大的問題也涉及到接班人的問題。趨勢上講，親屬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選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夠保證企業按照法律法規來經營、來發展。
民營企業要重視自主創新，要重視產業升級。比如說產品設計，原材料的選擇自主權，節能減排，節約原材料，營銷方式等都可以有新的變化，還有管理的創新。任何企業都不要忘記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問題。
在這個方面中國的民營企業轉型要做到兩點，第一，除了注意生產之外，還要注意營銷，要注意產后的服務。只有生產、營銷、產前產后服務做得更好，企業才有錢賺。第二是要抱團。在危機之后我們常說抱團過冬，這是對的，大家要抱團互助，資金的融通方面可以有辦法內部協調。
但是現在出現了兩個例子，這就是抱團走出去。一個例子是在西歐，中國企業家抱團出去，單個一家企業到冰島去，人家不要，結果失敗了。現在抱團了，好幾十家企業一塊去，準備投資，同意就全部留下，不要其中一家，就統統都走。第二個例子，中國汽車行業正在談判，準備進入美國的底特律市場。底特律破產，財政負擔很重，但是它有很好的廠房設備，還有一支很強的工程師隊伍、設計師隊伍。中國的汽車行業準備接管，把他們的設備、廠房全部買下來，把這里開發成中國汽車研發中心，那些工程師、設計師能夠起作用的，可以恢復工作就地就業。
中國民營企業抱團出去，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屬于民營企業的轉型。要破除傳統的小業主意識，小業主意識有害于中國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
八、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銀行2007年報告中提出來的。報告說，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國家，東南亞的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進時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
世界銀行這個觀點對嗎？這是似是而非的觀點，并沒有充分的證據來說明這個問題。實際上別相信它。真正的陷阱是在任何收入階段都會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很多國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頂多2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多少國家，長期都在最貧窮國家之列。
過了中等收入陷阱，難道從此就一帆風順了嗎？不可能。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希臘了，希臘當初越過12000美元時，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間的界限，人均GDP達到12000美元時，世界銀行打電報過去祝賀，后來到了2萬多美元時，希臘經濟停滯、下降了，高收入一樣也會有陷阱。再如日本，到4萬美元人均GDP時就長期停滯不前，停留在4萬美元左右。
世界銀行提出的這幾個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存在著發展的制度陷阱。這些國家當初在前期發展的時候就應該解決的問題沒有解決，如土地問題沒有解決。當時拉丁美洲國家都是大地產制度，當初應該給解決而因害怕沒有解決，現在越到后來越難動，這就充分證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時間越長就越難改，現在改就不行了。
第二是社會危機陷阱。土地問題沒有解決，貧富差別就難以解決。拉美國家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提出過辦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為大地主對無論哪一種方案都不同意，結果社會處于絕望的狀態，就出現了極左派，他們提出將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沒收，這樣一來就受到政府的鎮壓，但是他們還是提這樣的口號，結果社會就亂了，地下組織、毛派、極左派等等什么派都有，沒有精力來發展經濟，社會危機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個是技術陷阱。這些國家也知道技術不突破、不創新，沒有辦法使經濟進一步發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國家派到美國學習的，后來自己考取美國、英國大學的專家也不回來了。而且他們對于資本市場認識也不足，本來這些國家資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調，而且老百姓的觀念是舊的，仍然將房地產看作是第一財產，全部精力都投這個去了，技術創新誰都不感興趣，也沒有人搞了，這樣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進入高收入階段，也要防止出現停滯狀態。中國現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確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鎮化，還有國有企業改革、民營企業轉型，都表明了中國完全可以避免陷入這種陷阱，包括今后進入高收入階段，也可以避免。
《華盛頓郵報》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長的通訊報道，用了一個很吸引人的標題，叫《美國究竟應該害怕中國什么？》文章說，害怕的不是中國GDP的增長，認為中國GDP的增長不足擔心。文章從中關村[-3.11% 資金 研報]談起，中關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個咖啡店在北京大學南面不遠。這個咖啡店有幾十張桌子，每天都擠滿了人，每張桌子都有三五個人在那兒喝咖啡，這些人是名牌大學的博士生、博士后、年輕教員，還有就是科研單位的一些年輕研究人員，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家，他們在那里喝咖啡，談的是創意、創新、創業、專利這些東西。這讓記者想起來三十年前比爾·蓋茨跟喬布斯都是大學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國這些力量不可阻擋。文章登出不久，德國《鏡報》記者也發來文章，說在中國有這種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關村，上海、西安都有，廣東也有，只是沒有被我們發現而已。這些代表了中國的希望，中國的希望在加以突破，我們需要一個創新時代。創新的動力在廣大年輕人中間。
《華盛頓郵報》給我們的啟示，是說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改革都要逐步將民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民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進入創新的高潮、創業的高潮，這就是中國真正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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